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27 論戴震 (1723–1777) 之考證哲學及其反思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and Its Reflection 李哲賢 Jer-shiarn LEE 摘要 清代乾嘉時期之學風係以考證知名。之所以如此，主要由於乾嘉學者不滿宋、明 學者以哲學思辯之方式研究儒學典籍，而未能把握原始儒學之真貌，故轉而以考 證之方式來研究儒家之原典，其目的在於欲恢復原始儒學之真貌。在乾嘉時期， 戴震雖被視為最重要之考證學者之一，然戴氏為學之旨趣，實超出考證學之外， 而欲以之作為彰顯儒學原貌之方法學。戴氏明言，其為學之方法乃是一語言學或 訓詁之方法，亦即欲以訓詁之方法來研究哲學之問題，以之作為彰顯原始儒學真 相之最佳方法，並由此建立其考證哲學，其目的即欲以本身之哲學來取代宋、明 理學。依此，本文旨在探究戴震在重建原始儒學之努力，並針對戴氏之考證哲學 作一反思，以明其價值及限制。 關鍵詞：考證學、復古主義、理學、漢學、考證哲學 Abstract Dai Zhen was known as a leading proponent of the evidential research (kaozheng) school during the Qian Jia Era. However, he regarded kaozheng as primarily a means of revealing the truth. Moreover, he was regarded as a philosopher rather than as merely a kaozheng, or textual, scholar. In this respect, h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reflect an attempt to substitute his own philosophy for the Song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Dai Zhen’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ndicate the impact philology had on philosophical issues. The methodology Dai Zhen adopted was essentially linguistic, that is, xungu (etymology, lit., “glossing”). The merit of this methodology was that it would trace back the original  李哲賢 , 臺灣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教授 , 臺灣。電子郵件： leejs@yuntech.edu.tw Jer-shiarn Le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E-mail address: leejs@yuntech.edu.tw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28 meanings of key terms in the Classics, and this in turn, would benefi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Dai Zhen’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o assess his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in order to manifest its value and limitation. Key words: evidential research scholarship (kaozhengxue), revivalism,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neo-confucianism), Han learning,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一、前言 清初，朱熹 (1130–1200) 學派之理學被提昇至朝廷之正統地位後，不久， 朱學即成為詮釋儒家主要典籍之支配性模式。在乾嘉時期 (1736–1820)，雖 然，朱學仍維持其影響力，但是，當時之學術潮流已開始轉而對它採取反 對的態度。即使朱熹學派之學者堅稱，他們對於儒學之詮釋是完全符合儒 家經典之原義，然而，許多乾嘉時期之學者則宣稱，由於他們並不了解古 代聖賢之語言，且對古代典籍之詮釋在本質上是思辯的，因之，他們誤解 了儒家經典之原義。由於反對理學家以哲學思辯的方式去詮釋儒學，十八 世紀之學者乃從經典中去尋求客觀真理之證據，並且主張回歸古代儒學典 籍本身，以便重建儒學之傳統。依此，考證學派乃於焉形成，而在乾嘉時 期也瀰漫著復古主義 (revivalism)。雖然，乾嘉學者反對理學家之哲學思辯， 但是，考證學不應被視為只是對理學之一種反動。究實而言，它代表著一 種為了重建儒家經典之客觀真理和強化儒學傳統之自我意識的努力。 在乾嘉時期，戴震是以考證學派之主要支持者而著稱。然而，戴氏與 當時其他考證學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視考證為彰顯真理之一種手段；而 後者則視之為目的，亦即是為考證而考證。此外，戴氏被認為是一位哲學 家而不僅僅是考證學者而已。雖然，戴氏與當時之考證學者有所不同，但 是，他和這些學者之間亦有其共同之關懷，此即，修正和重新恢復儒學傳 統之原貌。 於此，我們將提出的問題是，戴震及其時之學者如何成功地分別透過 考證哲學及考證學來恢復儒學之價值，並使儒家傳統長存於世。 前輩學者如，胡適和錢穆二位，對於此一問題之解答，很遺憾地並不 夠充分。前者主張考證學只不過是理學之反動 (Hu 1971)；而後者則堅稱考 證運動是理學之延續 (Qian 1976)。上述二種說法當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29 在全盛時期，考證學意指應用嶄新而精確的方法來評估及修正古代經典之 一種經驗知識的模式。雖然，和宋、明時期相比，乾嘉時期若有所謂的哲 學家和新穎理論的話，亦只是少數；而如果考證學派最偉大的哲學家戴震 可視為此一時期之代表的話，那麼，乾嘉時期確有基於一更為堅實的理論 和文獻基礎來重建儒學之熱切企圖。而余英時對於此一問題之觀點，亦無 法令人滿意 (Yu 1978)。因之，本文將著重於戴震在重估及檢證儒學傳統之 主要典籍和概念時所作之努力，並針對其所建立之考證哲學作一反思，以 明其價值及限制。本文之第一部份將說明戴震考證哲學形成之背景；第二 部分在分析戴震個人之思想發展。第三部分則論述戴氏之考證哲學及其反 思。 二、戴震考證哲學形成之背景 清代中葉，考證學的發展臻於新的成熟階段，且終究支配了此一時期之學 術界。雖然，考證學在乾嘉時期達到顛峰，但是，其根源卻可以回溯到十 七世紀、北宋時期 (960–1126)，甚或唐代 (618–907)。初唐時，孔穎達 (574–648) 曾編纂《五經正義》，此書日後且成為科舉考試之標準參考本。 但是，不久之後，卻出現了一種文獻校勘之新趨勢來挑戰孔氏正統注疏之 權威。與此趨勢相關之學者倡導回歸經典本身，以之作為了解聖賢真義之 基礎。雖然，這些學者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成就 不大。即使如此，重要的是，他們的確企圖透過經典而非依賴注疏來獲得 真理 (Pulleyblank 1960, 77–114)。 雖說，考證學並非宋代 (960–1279) 學者之主要關切所在，但是，他們 在這方面的努力卻獲致重要的成果 (Lo 1976, 1–26)。宋代學者追隨其唐代 前輩之腳步，在仁宗慶曆 (1042–1048) 年間，開始摒棄孔穎達為官方所認 可之《五經正義》。他們寧可回歸經典本身，並試圖以其自身之觀點來詮 釋儒家經典。依此精神，孫復 (992–1057) 直接研讀春秋經而非三傳 (Pi 1987, 202)。在研究《春秋》時，孫氏〝試圖以最簡單的詞語來表達它的主 要意義，而不去考慮各種不同且令人混淆之傳疏〞 (de Bary 1953, 92)。王 安石 (1021–1086) 研究三經並加上其個人之注解，此注本後來成為北宋科 舉考試之標準參考本。王氏在注釋經典時，強調其通義而非字面上之詮釋 (de Bary 1953, 92)。隨著十一世紀理學之興起，宋代理學家在經典的研究 上則更往前推進一步，他們偏好以哲學或義理之方法來詮釋經典，亦即強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30 調道德原理之理解而非字面上之意義。他們加入其強調哲學概念之注解， 但有時不免悖離經典之字義 (Chan 1987, 132)。 在十一世紀時，尤其是在 1025 年到 1100 年之間，與此同時並行發展 的是關於經典真偽的懷疑主義之滋長。在宋代學者中，歐陽修 (1007–1072) 對經典提出嚴正之質疑。他懷疑《周禮》、《易經》之某些部分及〈詩序〉 等之真實性。蘇軾 (1036–1101) 對《周禮》和《尚書》提出質疑。司馬光 (1019–1101) 及李覯 (1009–1059) 二人皆對《孟子》一書之可靠性有所懷疑。 朱熹甚至對經典之外的其他典籍亦提出質疑。而這種針對經典而來的懷疑 主義之精神則延續到元 (1279–1368)、明 (1368–1644) 時期。如，元代之吳 澄 (1247–1331) 和明代之梅鷟（約 1513年時在世）二人皆斷定《古文尚書》 是偽造的 (Pi 1987, 202)。 雖然，理學，尤其是王陽明 (1472–1529) 學派，支配了明代之思想界， 但是，在此一時期，王學卻無法完全加以壟斷。至少，明代一些學者如， 楊慎 (1488–1559)、陳第 (1541–1617) 及焦竑 (1541–1620) 等則將經學重新 加以定位，即由哲學之詮釋轉向文獻之分析、考證。楊慎乃一著名之考證 學者，他試圖藉由古籍之研究來重建古音；陳第則企圖透過詩經韻腳之分 類來界定古音 (Elman 1984, 215–216)。其古音研究之方法其後被清初學者 顧炎武 (1613–1682) 所採用 (Hummel 1943–44, 421–426)。焦竑反對經典之 正統注疏及詮釋，認為它們有時會模糊經典之真義。因此，焦氏建議當時 之學者，宜直接回歸經典本身而不必先行參考注疏。他主張以一種語言學 或考證學的方法來研究經典 (Ch’ien 1975, 287–291; Ch’ien 1986, 181–182)。 此等經學研究之新方向預示了日後清初考證學之發展，並為其奠定基礎。 在十七世紀時，顧炎武和閻若璩 (1636–1704) (Hummel 1943–44, 908–910) 等人激烈地反對明代正統之經學—其研究取向是哲學的，創造了一種新的 學術風氣及一種新的思想模式，因此，在性質上似更具學術性 (Elman 1984, 43–44)。而顧、閻二氏則強調經典研究宜基於文本研究及文獻考證。閻氏 在嚴謹考察古代典籍時，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懷疑主義之精神。身為一位經 學家，閻氏之主要貢獻在於《尚書古文疏證》一書。雖然，在閻氏之前， 《尚書》之真偽，長久以來已廣為學者所研究，但是，大致上，它仍被視 為是真本。閻氏則應用經驗的方法去分析原典，且根據文獻考證，而斷定 《古文尚書》乃是後人所偽造。此一結論被當時大多數考證學者所接受 (Hummel 1943–44, 909–910)。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31 另一重要人物是顧炎武。顧氏通常被認為是考證學派之創立者，因為， 他發展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學。雖然，顧氏從事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經世致 用，但是，他的確強調，文獻校勘和考證對經典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顧氏且界定出適用於各種不同學術分支領域之研究方法。因之，顧氏所建 立之方法學的確標示了經學研究之新方向，且為清朝中葉之考證學的興起 鋪路 (Hummel 1943–44, 423–424)。「考證」一詞，並非一新詞，它曾被宋 代學者王應麟 (1223–1296) 所使用，然而，考證學卻是一直到十七世紀時 才開始風行 (Elman 1984, 45)。 此一時期之學者之所以轉向考證學乃是基於一種基本理由，即欲恢復 儒家經典之真貌，並將之由前人錯誤之詮釋中加以解放。彼等聲稱宋代理 學之致命弱點有二，其一是雜染了佛、道二家之思想 (Dai 1975, 305)；另 一則是宋代理學家之知識不足或缺乏考證學之訓練和嚴謹性 (Dai 1975, 1100)，以致彼等對經典所作思辯式之詮釋，乃建立在錯誤或偽造之儒家典 籍之版本上。為了避免此等問題，乾嘉時期之考證學者主張回到過去，以 便重建原始儒學之真貌。並且，欲以考證學來取代哲學或理學。 此一復古或回到過去之導向，表現出一種欲恢復及檢證儒學真理之企 圖。同時，為了達成此一目的，考證學者在從事研究時所依據的是較宋代 為早，亦即那些漢代之典籍，以便克服宋代理學家在認知上之限制。因此， 他們將其注意力轉向漢代解經之作。此等作品，被認為是可信的，因為， 在時間上，漢代是與古代較為接近 (Liang 1972, 33)。由於乾嘉學者強調漢 代學術及其研究目的之關聯性，因此，十八世紀之考證學通常被稱為漢學。 漢學家強調經典之詳細的考證分析，而與宋代理學家之著重思辯式之 研究有所不同。在恢復儒家文化之精華之使命上，考證學不僅是一種輔助 工具，而且是一種必備且嚴格要求之學科。因此，考證學者將他們新近建 立之學科應用到所有與古典傳統相關之文獻資料上，並且，包括，語言學、 音韻學、史學、天文學、數學、水利工程學、地理學、制度、金石學、校 勘學及輯佚學等各種不同之領域上。他們的座右銘是「實事求是」和「無 徵不信」。而其學術成果是經典之注釋及校訂，其後則收於《皇清經解正 編》及《皇清經解續編》二書中。而在此一時期之考證學者中，惠棟 (1697–1758) 和戴震二人被認為是最傑出的。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32 蘇州‧元和之惠棟被認為是吳派或蘇州學派之創立者，並且，他也促 使漢學盛行於蘇州地區。惠氏治學之基本精神是「凡古必真；凡漢皆好。」 (Liang 1973, 68) 他聲稱漢代經學家之觀點是與經典本身具同等之地位 (Liang 1972, 33)。依此，惠氏試圖將漢學提昇至經典之地位。他推崇漢學， 以之作為有關經典詮釋之最後權威，由此，確立十八世紀漢學學派之方向。 然而，或許惠氏對漢學之推崇太過輕率，其學術目的似乎是在保存漢學， 而非在發現可檢證之真理。因此，戴震批判其治學方法，並思有以超越漢 學之藩籬。 三、戴震之思想發展 戴震可能是清代最偉大之哲學家及學者。戴氏之主要關切在於恢復並保存 儒學傳統。戴氏明白指出，其為學之目的是為了獲致儒家真理 (Dai 1975, 1100)。戴氏曾說，他之所以研究經典乃是為了使聖人之微言大義，能存續 下去 (Dai 1975, 1099)。當他意欲尋求儒家真理或道時，戴氏自己即轉向考 證學。他對考證學之描述如下：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於小 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Dai 1975, 1102) 因此，考證學即成為戴氏欲恢復儒家真理時，所選擇之方法學。由於戴氏 了解考證學乃恢復古代聖賢原義之必要手段，因此，在他早年之研究中即 著重考證學之技術，且其盛名即得之於考證學。 雖然，戴震成為一位考證學家乃是基於個人自我之抉擇，但是，他和 大多數其他漢學家有所區隔。戴氏並不像多數考證學家那樣，將考證學本 身視為一種目的 (Dai 1975, 1099)，而只是將之視為一種顯現儒家真理之手 段而已。戴氏之主要目的是空所依傍地尋求真理，且不為他人甚或他自己 所迷惑；而多數漢學家則為學派之教條和傳統所拘限。依據此一治學方法， 戴氏試圖維持一種高度之客觀性，研究事實而無所依傍，因此，戴氏成功 地將漢學研究之水準提昇至一新的高峰。 戴震並沒有將自己侷限在古代哲學典籍之研究。他也將考證學之方法 應用到許多其他學科之研究，諸如，音韻學、數學、曆法、天文學、科技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33 和水文學等。在戴氏之眾多學術成就中，下列著作特別顯著：《考工記圖 注》、《聲韻考》、《原象》及《水經注》。 雖然，戴氏因其考證學方面之成就及博學而獲得錢大昕 (1728–1804) 及朱筠 (1729–1781) 等漢學家之讚賞；但是，戴震卻相信考證學本身並不 即是其目的，且更相信哲學研究之重要性。由於不滿多數考證學家之眼光 狹隘，戴氏晚年即超脫考證學之藩籬，並發展出自身之哲學。在這方面， 戴氏之哲學著作即反映出他試圖以自己的哲學來取代宋代之理學。 戴氏之哲學觀點主要表現於下列三部著作中：（一）、《原善》： 1766 年完成改訂本 (Cheng 1971)。（二）、《緒言》：完成於 1772 年。 （三）、《孟子字義疏證》：1777年完成 (Chin 1990)。此三部作品具體表 現出戴氏對宋代理學及其自身哲學觀點之不同態度。 在他第一部哲學論著《原善》中，戴氏對宋代理學，並未明白地加以 批判。當時，他似乎仍接受宋代主要思想家對儒家經典詮釋之權威性 (Chang 1962, 346)。在他第二部著作《緒言》中，戴氏對宋代理學家之主 要觀點已逐漸產生懷疑。雖然如此，但是，尤其是在他的最後一部作品 《孟子字義疏證》中，戴氏反對宋代理學家之觀點最為明顯。在戴氏對理 學之批判中，包含了一種還原儒家經典中之主要術語或用語之原義的渴望。 因為，此等詞語已被理學家所誤解或誤用。而《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所採 用之書名及批判之方法在在說明了考證思想對基本哲學問題之衝擊 (Elman 1984, 19)。在本例中，戴氏所選擇之書名非常明白地強調他的目標是：他 認為研究哲學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考證學，並且，他把他在這方面的努力看 作是考證運動之一部分。因此，戴氏在考證學的研究和他的哲學興趣二者 是不可分的，且是互補的 (Chang 1963, 709)。戴氏研究《孟子》所採用的 方法是在於確定書中主要用語之精確意義。他相信這種方法將提供一種更 精確地理解《孟子》一書及駁斥理學家主觀地詮釋儒家經典之基礎 (Elman 1984, 19)。 從戴震之學術生涯中可以看出戴氏之思想發展是由考證學走向哲學。 戴氏似乎很早就對哲學產生興趣，但是，直到他寫作《原善》之後，哲學 才成為其研究之重心。這是因為戴氏在早年並未發展其自身之哲學。此外， 戴氏相信，研究哲學最好的方法宜植基於考證學上；並且，任何人必須花 費長時間之研究才有可能精通考證學。戴震是直到晚年才開始建立其自身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34 之哲學且完成其主要之哲學著作。雖然，戴氏對其哲學作品深感滿意；但 是，當時之學者並不看重其哲學，且甚而聲稱戴氏根本不需要撰述那些哲 學著作(Zhang 1974, 57)。雖然，戴氏之哲學作品在當時並不受歡迎；但是， 戴氏認為其哲學方法極為重要且深具意義；因為，它足以駁斥宋代理學家 對經典詮釋之主觀的研究方法。 四、戴震之考證哲學及其反思 誠如前文所指出，戴震哲學研究之基本方法是嚴密考證儒家傳統中之主要 典籍。戴氏對此種特殊的哲學方法很早就有興趣。他在晚年寫給其弟子段 玉裁（1735–1815）之信中曾提到： 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 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 之源在是。(Duan 1971, 5) 雖然，考證學及哲學乃分屬不同之學術領域，但是，對戴氏而言，兩者乃 相輔相成的，他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 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 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 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 為定。(Dai 1975, 1098) 因此，考證學乃戴氏所以選擇用來恢復儒家真理之方法學。 雖然，戴氏思想之主要信念是與反對理學密切相關，但是，似乎除了 批判理學外，戴氏早年即曾表現出其對真正的儒學義理之關切。因此，在 《原善》中，戴氏並未明白地批評理學，而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 戴氏則就其所理解之理學，直率地予以批判其哲學上之缺失。此種對理學 之批評，說明了戴震對正確地理解儒學之主要用語的關切。 戴氏之哲學著作說明了考證學對哲學議題之衝擊。戴氏所採用之方法 學主要是一種語言學之方法，亦即訓詁之方法 (Elman 1984, 19)。例如， 《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包含，釋「理」者凡十五條；釋「天道」者四條； 釋「性」者凡十三條；釋「道」者四條；釋「仁」、「義」、「禮」、 「智」者各兩條。戴氏首先將上述每一詞語作詳細之訓詁。為了確定這些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35 詞語之精確意義，戴氏乃追溯其原義或本義。例如，戴氏解釋「理」字之 原義或本義是分理，由此而有文理、肌理、腠理等義，此一意義乃源自許 慎（58-147）之《說文解字》。除了解釋每一詞語之原義外，戴氏並引用 《易經》、《孟子》、《中庸》及《樂記》等古書中之例句來說明其用法。 此一程序足以說明此等解釋並非根據個人之臆想，而是有其經典上之根源 及依據。此種訴諸語源學之方法，戴氏相信，將使他足以駁斥宋代理學家 對儒學中主要詞語之曲解。戴氏認為，宋代理學家注釋儒家經典之所以有 誤，乃是因為他們受到佛、道二家思想之影響；並且，缺乏正確的考證學 之專門知識( Dai 1975, 1100)。因之，其對經典之理解乃恃胸臆為斷。戴氏 說：「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 (Dai 1975, 305) 此外，戴氏亦云：「宋以來，儒者以己見硬坐為古聖賢立 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Dai 1975, 1100) 由於戴氏之主要關切乃 是欲恢復原始儒學之真理，因此，他試圖嚴格地區分儒家及佛、道二家之 教義 (Dai 1975, 1088)。 依此，戴震之考證哲學的建立，主要乃針對宋、明理學家之詮釋儒學 而來。由於不滿宋、明學者以哲學思辯之方式研究儒學典籍，而未能把握 原始儒學之真貌，戴震乃轉而以考證之方式來研究儒家之原典。戴震此種 欲植基於一更為堅實之理論和文獻基礎來重建儒學之自我意識之努力，其 目的在於恢復儒家典籍之本來面目，建立對原始儒學之客觀知識。要之， 此種努力實有其積極之意義及一定之價值。 戴震之哲學的主要關切在於欲恢復原始儒學之真理或原貌，此實與其 反理學有關。此由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對於宋明理學在哲學上 之缺失所作之批評可知。戴震認為，宋明學者對儒家經典之詮釋所以恃胸 臆以為斷，乃是因為他們缺乏正確的考證學之專門知識，並因此而曲解儒 學典籍中之主要詞語之意義。因之，戴震乃採用考證學作為彰顯儒學本來 面目之方法學。 戴震所採用之方法學主要是一種語言學或訓詁之方法。如，戴震為 《孟子》一書所作之詮釋，戴氏係將《孟子》書中之主要詞語作詳細訓詁， 並追溯其原義。戴氏認為，藉由訓詁字義之方法或語源學之方法，恢復 「性」、「理」等詞語之字義，如此，足以駁斥宋明理學家對儒家經典中 主要詞語之曲解。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36 戴震所發展出的研究方法確是對宋明理學家方法論之一種改進，同時， 可用來釐清傳統之哲學問題。此種方法學之價值在於能追溯經典中主要詞 語之原義，並對傳統儒學真貌之理解具有重要之參考。 然者，此一「以語言學之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的方法，實有待 商榷。如，戴震為《孟子》一書作詮釋，其方法不外乎詳考孟子時代之日 常語言，並將《孟子》中之主要詞語轉為當代之通行語 (Lao 2005, 608)。 然而，戴震可能忽略了一大問題，亦即孟子立說時，所用語言未必符合當 時之日常語言用法。蓋一哲學家試圖建立一學說或理論時，他既無法任意 創造一套語言以表述其學說，則唯有使用已有之語言，而賦以新義，其作 法是對所使用之特殊用語下定義，以表明此一詞語之新義，由此遂形成其 學說中之專有術語 (Lee 2007, 169)。此種實例在中、西哲學史中比比皆是。 就中國哲學史而論，如，孟子所用之「性」字，道家所用之「生」字 或佛教初傳中國時所用之「空」字等，皆與當時之日常語言之意義不符 (Lao 2005, 609)。因此，當吾人在理解哲學理論之文獻時，若以為此文獻 中之一切詞語必與當時日常語言中之用法相同，則大謬矣。 依此，戴震欲採用訓詁之方法，恢復《孟子》中主要詞語之原義，並 以此批駁宋儒，甚或欲恢復原始儒學之原貌，此勢必有所不殆。而更遑論 欲以此方法論建立其考證哲學，並取代宋、明理學。 五、結論 在佛、道二家之影響下，宋代儒者傾向於直觀地詮釋儒家學說而非訴諸古 代經典之嚴密考證。由於不滿此一情況，乾嘉學者乃回歸漢代之解經方式 來矯正宋代理學家之主觀研究方法。此種學問意謂著不僅是對理學之反動， 而且是一種希望恢復儒家傳統真理之自我意識之努力。毫無疑問的，乾嘉 學者是把重新檢證古代典籍此一需求視為其首要任務，為了達成此一目的， 他們採用考證學方法作為恢復儒家真理之主要工具。 戴震被認為是當時主要之考證學家。因為，他的研究方法客觀而可靠， 且學問亦極為淵博。戴震學術研究之目的在於檢證古代經典而非保存漢學， 在這方面，他已跳脫漢學之藩籬，此由其對考證方法、音韻學、曆算和水 利學等皆有令人印象深刻之貢獻，足為明證。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XVI, 1 (2012), pp. 27–39 37 戴震在當時被認為是一位獨特之思想家，並且，他認為考證學本質上 並非即是目的，而只是顯現真理之一種手段而已。戴氏所發展出之研究方 法代表著對宋代理學家方法論之一種改進，同時，可用來釐清傳統之哲學 問題。此種方法學之價值在於它能追溯經典中主要詞語之原義，並且，依 次地，對於理解傳統儒學之真貌亦是一重要之參考。要之，戴震藉由此一 考證之方法學來建立其考證哲學，並企圖以之來取代宋明理學。 然者，戴震「以語言學之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的方法，實有其 限制。蓋一哲學家試圖建立一學說或理論時，其所使用之主要語詞或專有 術語與當時之日常語言或通行語並不一致，因此，戴震採用語源學之方法 來追溯經典中主要詞語之原義，並由此建立其考證哲學以恢復原始儒學之 原貌，此勢必不可行。 戴震之哲學信念在當時並不為人所接受；然而，在十九世紀時，阮元 (1764–1849) 及焦循 (1763–1820) 採用和戴氏相同的方法去重建儒學中主要 概念之意義 (Elman 1984, 21)。在二十世紀前，戴氏之思想並不為人所理解； 而他的哲學亦受到忽視。直到二十世紀，戴震在中國思想史上之地位首先 被章太炎 (1869–1936) 所認同，並使之為大眾所知曉 (Zhang 1985, 122–124; Lee 1993)。 Dai Zhen (1723–1777) in njegova filozofija dokaza in njena refleksija Osnovna hipoteza članka se nanaša na vprašanje metode, ki je bila skupna vsem pripadnikom Struje dokazovanja in se osredotoča na ožje vprašanje po tem, na kakšen način je bila ta metoda uporabljena pri sestavi (preporodu) »nove« konfucijanske aksiologije. Avtor se najprej osredotoči na vprašanje metode, ki je bila skupna vsem pripadnikom Struje dokazovanja in se nato posveti obravnavi ožjega vprašanja po tem, na kakšen način je bila ta metoda uporabljena pri sestavi (preporodu) »nove« konfucijanske aksiologije. Prvi del članka podrobno predstavi Strujo dokazovanja v obdobju zgodnje dinastije Qing. Drugi je posvečen analizi razvoja Dai Zhenove filozofije, tretji pa izpostavi specifiko Dai Zhenove metodologije in njene povezave z njegovim idejnim sistemom. Lee Jer-shiarnov prispevek vsebuje predstavitev in opredelitev posamičnih hipotez iz sodobnega teoretskega spora o metodologiji interpretacije kitajske filozofije: avtor zagovarja hermenevtični pristop in utemelji tezo, po kateri je Dai Zhenova nova metodologija dokaza temeljila na lingvističnem in hermenevtičnem (in ne na Jer-shiarn LEE: On Dai Zhen’s (1723–1777) Philosophy of Evidential Research 38 analitičnem) utemeljevanju. Filozofsko delo in nove metodologije, katere je razvijal Dai Zhen (1723–1777), ki sodi k najpomembnejšim kitajskim teoretikom 18. stoletja, je v akademskih krogih zahodne sinologije in moderne kitajske teorije namreč še vedno predmet burnih razprav. Avtorjeva dobro utemeljena teza predstavlja pomemben doprinos v sodobnih debatah, opredeljenih z vprašanjem o metodološki specifiki tradicionalne, zlasti novoveške, kitajske teorije. Kljub temu, da avtor vseskozi zagovarja uporabo hermenevtične metode, je pričujoči članek sestavljen tudi v skladu z načeli filološko analitičnih pristopov. V nadaljevanju svojega prispevka avtor podrobno razišče teoretske implikacije vrste novosti, ki jih je v novoveško kitajsko metodologijo vnesla Dai Zhenova filozofija dokaza: medtem ko so njegovi predhodniki iz Struje dokaza v dokazu videli cilj vsakega spoznanja, in so pogosto izvajali »dokazovanje zaradi dokazovanja«, je dokaz pri Dai Zhenu predstavljal zgolj sredstvo za razkrivanje strukture resnice (zhen li). References Chan, Wing-tsit. 1963.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n, Wing-tsit. 1987.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ang, Carsun. 1962. Development of Neo 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 Bookman Assciates. Cheng, Chung-yin. 1971. Tai Chen’s Inquiry into Goodnes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h’ien, Edward T. 1975. “Chiao Hung and the Revolt Against Ch’eng-Chu Orthodoxy.” In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edited by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287–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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